在英格兰东部平坦而湿润的沼泽区，剑河（River Cam）静静流淌，河畔矗立着一座历经八个世纪风雨仍熠熠生辉的知识圣殿——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作为英语世界中第二古老的大学，世界现存第四古老的高等学府，剑桥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代名词，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从1209年一批牛津学者的避难所，到今日全球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从最初租借房屋授课的学者协会，到拥有31所独立自治学院、约19000名学生、7913名专任教师的学术巨擘，剑桥大学用八百余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智慧史诗。

这所采用传统学院制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不仅是罗素大学集团、全球大学校长论坛、全球大学高研院联盟、国际应用科技开发协作网和剑桥大学医疗伙伴联盟的重要成员，更衍育了科技聚集地“硅沼（Silicon Fen）”，被誉为“金三角名校”和“G5超级精英大学”之一。其拥有的八座文理博物馆、馆藏逾1500万册的图书馆系统以及全球最古老的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共同构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知识生态系统。在近年各项国际排名中，剑桥大学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2024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二位，2025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五位，2026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六位；2025–2026年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及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均居第五位；在注重科研影响力的2025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列第四位。尤为耀眼的是，剑桥大学迄今共孕育了125位诺贝尔奖得主（统计中未计入非正式、非学术或荣誉性职位），这一数字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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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起源与奠基：从牛津逃亡到学术殿堂（12-13世纪）

剑桥大学的诞生，源于一场学术迁徙与知识分子的坚守。12世纪，方济会修士、本笃会修士和圣衣会修士来到这片平坦潮湿的沼泽区定居，为剑桥郡带来了最初的宗教与学术气息。然而，真正让剑桥成为大学摇篮的，是一场发生在牛津的司法争端。

1209年，牛津大学的两名经院派哲学家被控谋杀了一名妓女，牛津郡法庭将他们判处绞刑。这一判决引发了牛津教师群体的强烈抗议，他们以停止授课、纷纷离去的方式表达不满。其中一部分学者向东迁徙，来到了剑桥郡，在这片剑河环绕的土地上开启了新的学术生涯。正是这批为躲避殴斗而从牛津逃离出来的教师，创建了剑桥大学最初的雏形——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协会。

建校之初，剑桥大学并无自己的校舍，学者们在租来的房子里讲课和生活，哪里有空间就在哪里施教。学生们则居住在私人旅舍中，由店主负责日常监督。尽管条件简陋，学术的火种已然点燃。1225年左右，剑桥的教师们从他们当中选举出了一位校长，这一自主管理的举措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标志着大学自治传统的开端。1233年，教皇格雷戈尔九世也批准了剑桥大学的特权——这一教会特权牛津大学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亨利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在英格兰的垄断地位，在此后整整六百年间，它们一直是英格兰仅有的大学，这种垄断现象在欧洲其他地区是罕见的。

1280年，剑桥全城已有34家供大学生居住的私人旅舍。然而，真正的制度性转折发生在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尔夏姆主教创办了剑桥的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在学院章程制定前，它依照的是比它早20年成立的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的模式。学院的建立不仅为学者提供了稳定的教学与研究场所，其获得的捐款更保证了学院的持久性和独立性，为剑桥大学独特的学院制奠定了基础。

三、 中世纪的发展与巩固（14-15世纪）

14世纪，剑桥大学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1347-1348年，夺走英国近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席卷欧洲，这场灾难在带来巨大伤痛的同时，也意外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管理人员、法学家和医生的需求急剧增加。剑桥毕业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想就业机会，大学的声望与社会价值日益凸显。

1370年前后，剑桥大学已拥有八所学院和大约20多家旅舍，全校师生人数接近700人。值得关注的是，剑桥早期学院的创建人并非仅限于教会人员，还包括国王及其家族成员、上层贵族（如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国家官员和商人，主教反而相对较少。其中，基督圣体学院的创建最为特殊，它是剑桥（和牛津）唯一一座由城市的两个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体现了大学与城市工商业阶层的联系。

这一时期，大学也开始建造自己的专属建筑。1350年至1475年间，剑桥建起了第一幢属于自己的大楼——老学堂，内部设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办公室。其他学院则围绕着这个学院核心逐渐扩展：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等相继建立。到1500年前后，剑桥已有十几所学院，大多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当时已位于城墙外），北至后来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

四、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洗礼（16世纪）

16世纪初，随着印刷术的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如春风般吹拂英伦三岛，剑桥大学也迎来了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这场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从1511年到1514年，他居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和希腊语，以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从事写作、翻译、出版和通信工作。

伊拉斯谟对于剑桥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位布道者。他的到来标志着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原始资料研究逐渐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学术重心从神学转向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向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从此，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兴趣，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也为宗教改革准备了思想土壤。

将伊拉斯谟召来剑桥的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此人在剑桥大学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人道主义教学计划的实施，使剑桥大学在短短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次与牛津处于同等水平。尽管亨利八世本人从未对剑桥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五个王家教授席位，这体现了时代与君王的矛盾性：在这个变革突破的时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剑桥充当可靠的管理人、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库，成为政府统治的学院支柱。

亨利八世最终于1546年采取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他将两座较老的学院合并，创办了一所规模更大、超过当时所有学院的新学院——三一学院。这不仅是贵族自由的标志，更确立了王室对高等教育的直接影响。至今，三一学院仍是剑桥唯一一所不由院士选举、而由王室根据首相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体现了其特殊的地位。

五、 科学革命与政治动荡（17世纪）

17世纪的剑桥是一个精神活跃的场所，充满神学和政治辩论，不仅是知识的熔炉，也是政治思潮的温床。1614年，詹姆斯一世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厌恶烟草。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剧表演，辩论“狗是否进行三段论推理”。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狗不能思维，而国王则幽默地表示自己的狗例外，教师们则钻牛角尖地高声附和——这段轶事生动反映了剑桥当时的学术氛围。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的约翰·弥尔顿等思想者获益匪浅。在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奥利弗·克伦威尔接触到了加尔文教的思想。1640年，克伦威尔以微弱的一票优势代表剑桥被选进议会，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诗人约翰·克利夫兰后来评论道：“那唯一的一票既毁了教会也毁了王国。”这一预言性的评价暗示了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

1643年，克伦威尔重返剑桥，将学院变成军营，使剑桥成为东英吉利议会运动的司令部。在这场政治动荡中，大多数院长丢掉了官职，约200多名院士（占总数的一半）被解雇。直到君主制复辟后，旧规定才得以恢复，王室宠儿被指派担任大学校长，大学的正常秩序逐渐恢复。

然而，政治的动荡并未完全阻碍学术的进步。在此期间，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们——一个自由宗教哲学组织——能够以笛卡尔式的坚定不移进行研究和教学。他们秉持“道理是主的烛光”的理念，让信仰寻找理性的理由，理性则发现了一种新的宗教——自然科学。1660年伦敦皇家学会成立后，剑桥设立了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的教授席位，为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艾萨克·牛顿这颗科学明星在剑桥上空闪耀。他在剑桥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成果，不仅改变了科学史进程，也使剑桥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牛顿在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特别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也使剑桥大学的名声与科学创新紧密相连。

六、 启蒙时代、改革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转型（18-19世纪）

18世纪，随着王室和议会进一步听任大学自主管理，剑桥的教师和学生们获得了更多自由，可以专注于他们最想从事的活动：学习与享乐。然而，到1800年左右，剑桥（和牛津）的学术声誉开始受到挑战。爱丁堡大学和德国哥廷根大学（由乔治二世创办）等新兴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超越了它们，英格兰本土也首次出现了竞争对手——杜伦大学（1832年）和伦敦大学（1836年），“牛剑”失去了长达六百年的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社会正经历深刻变革。工业革命和商业发展催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等阶层，他们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需求，大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日益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里，剑桥感受到了改革的压力，必须适应时代变化，为社会培养新型人才。

推动这场改革的关键人物之一是一位外国人——科堡-高塔王子阿尔伯特，即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1847年，剑桥大学以微弱多数将这位最初不受欢迎的德国人选为校长，显示出改革派的力量正在积聚。在阿尔伯特等人的推动下，剑桥开始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871年，一项法律结束了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歧视；1860年前，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直到1880年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普遍取得成功），这给剑桥带来了一场建筑和婴儿出生的小小兴旺。

1861年，剑桥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大学正逐渐脱离中世纪的传统束缚。更具深远意义的是，1870年，当时的大学校长威廉·卡文迪什（德文郡第七代公爵）资助设立了一个实验物理学教授席位和一所实验室，两者都以他的一位祖先、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什的姓氏命名。这一举措标志着剑桥自然科学辉煌发展的开始，为后来的物理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19世纪见证了剑桥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了四倍，居民人数接近五万。校园内外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永远年轻、迷人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围聚在他周围，一个由撑船比赛、五朔节集会和布鲁莱利口酒构成的世界，形成了剑桥特有的文化景观。

七、 二十世纪的挑战、流亡学者与科学突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剑桥是一个充满快乐优雅和知识论争的地方，伯特兰·罗素、梅纳德·凯恩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杰出人物在这里思考、辩论和创作。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学生戏剧和辩论协会如道德科学俱乐部赫勒蒂克斯或所有俱乐部中最高档的使徒俱乐部等也十分兴旺。

然而，政治阴影逐渐笼罩欧洲。希特勒的上台让学术争论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及其朋友约翰·康福德等年轻的剑桥志愿者，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书包里装着《资本论》。1933年后，许多大学生和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值得钦佩的选择，国王学院的院士、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甚至直到1990年都还是共产党员。

政治动荡也带来了知识迁徙。大学援助委员会于1933年开始工作，帮助流亡学者在剑桥找到避难所。其中首批受助者主要是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包括维也纳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佩鲁茨于1947年在剑桥建立了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因对血红蛋白的毕生研究，他于1962年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一事例典型地体现了剑桥如何将人才流失的危机转化为学术发展的机遇。

二十世纪后半叶，剑桥继续扩大其学术版图。新建的学院中有些是纯粹的研究生院：达尔文学院、沃尔夫森学院、克莱尔学堂。这一发展始于1934年新建的大学图书馆，到20世纪末在城西形成了一个新校园。剑桥大学图书馆于2016年纪念了建馆600周年，而大学本身则在2009年举行了隆重的校庆，纪念建校800周年。

八、 当代剑桥：学术巨擘与全球影响

进入21世纪，剑桥大学继续扩展其物理和学术空间。2013年，大学开始在剑桥市的西北部建设新区域，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教学与研究需求。根据2022年9月学校官网数据，剑桥大学共有专任教师7913人，各类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达24270人。大学由31所独立自治学院组成，每所学院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治理结构，这种联邦制的学院系统是剑桥（和牛津）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剑桥大学的教学体系独具特色。全校有全日制学生19000余名，其中超过12000名本科生和超过7000名研究生。研究生中70%来自其它大学，38%是欧盟以外的留学生。全校女生占46.7%，美国留学生最多（约680名），其次是中国留学生（约620人）。值得关注的是，剑桥大学的辍学率是全英国最低的（仅为1%，远低于德国50%左右的水平），这反映了其卓越的教学质量与学生支持体系。

剑桥的本科生学制一般为三到四年。如果学生在三年内获得学士学位后参加工作，一年以后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提交论文，直接申请文学硕士（MA）学位。大学还设有独特的哲学硕士（MPhil，旧称副博士）学位，通常为一年的课程加论文。这一学位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副博士的一或两年时间可以计入博士学习时间，而从普通硕士直接攻读博士至少需要三年；第二，如果最终成绩符合读博要求，学校可以提供开放时间（如两年），学生可在此期间随时继续博士学业；第三，剑桥规定，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工作满一定年限，也可直接提交博士论文，学校根据论文质量和工作业绩授予博士学位，而普通硕士则无此殊荣。

在经济方面，剑桥大学实力雄厚。2009-2010年度，大学总收入约19.8亿美元，位列全英第一（牛津大学约14.5亿美元，伦敦大学学院约12.6亿美元），是全球最富有的大学之一。这些资源支持了大学的教学、研究和基础设施发展。

近年来，剑桥大学继续拓展其学术边界。2025年3月，大学官宣成立贝内特公共政策学院，显示了其对解决全球公共政策问题的承诺。这一新发展延续了剑桥八个多世纪以来不断适应时代需求、拓展知识前沿的传统。

九、 学术卓越的量化体现：排名与成就

剑桥大学的全球声誉建立在坚实的学术成就之上，这一点在国际排名和奖项统计中得到充分体现。近年来，剑桥在大学排名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24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二位，2025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五位，2026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六位；2025–2026年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及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均居第五位；在注重科研影响力的2025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列第四位。

最令人瞩目的是剑桥大学在诺贝尔奖方面的惊人成就。截至最新统计，剑桥共有125位诺贝尔奖得主（统计中未计入非正式、非学术或荣誉性职位），这一数字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这些获奖者涵盖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经济学、文学与和平奖各个领域，体现了剑桥在广泛学科领域的卓越贡献。

从马克斯·佩鲁茨和约翰·肯德鲁因对球蛋白结构的研究获得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到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与莫里斯·威尔金斯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共享196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从伯特兰·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学的革命性贡献（尽管他本人未获诺奖，但其理论影响深远）——剑桥学者的创新成果深刻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理解。

十、 严格的入学要求与全球人才选拔

剑桥大学保持其卓越学术地位的关键之一，是严格而多元的入学选拔机制。大学接受多种课程体系的申请，每种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要求：

对于A-level课程，剑桥要求学生申请时提交所有学习过的AS-level和A2-level课程成绩。AS-level通常要求4-5门课程，至少3门达到A以上；A-level通常要求3-4门课程，人文社科类专业要求达到AAA以上，理科类专业要求达到AA*A以上。

IB课程申请者要求总分40-41分以上，至少3门高水准课程（Higher Level），且其中至少两门达到满分7分，另一门6分以上（即7-7-6以上），部分专业还可能要求特定课程达到7分。

AP课程申请者要求至少5门课程的分数达到满分5分，此外还需递交SAT和SATⅡ成绩，SATⅡ要求不低于700分。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剑桥大学于2019年3月24日宣布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申请。根据官网信息，申请者高考成绩需达到所在省名次排名前0.1%，同时满足申请专业的语言要求（通常雅思7.0分）。大学还会关注中国学生的学业水平考试（会考）成绩。这一政策为优秀的中国学生开启了直接进入剑桥的通道，但前0.1%的排名要求也体现了其选拔的严格性。

本科申请者必须通过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提交申请，截止日期为每年10月15日。申请者不得同时申请牛津和剑桥，需在申请表递交后填写额外补充问卷（截止日期一般为10月22日）。录取条件取决于专业、教师预估分等因素，范围从AAA到A*AA不等。语言要求方面，国际学生需达到雅思总分不低于7.5，单项不低于7.0（2014年9月入学标准）。

这种严格而多元的选拔机制，确保了剑桥能够从全球范围内吸引最有潜力的年轻人才，为大学的持续卓越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十一、 学院制：剑桥独特的教育生态系统

剑桥大学独特的学院制是其八个多世纪成功的重要因素。目前大学的31所独立自治学院不仅是学生的生活社区，也是学术指导和小班教学（supervision）的核心场所。这种制度创造了大型研究型大学中难得一见的亲密学习环境。

每所学院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建筑、传统和治理结构。从最古老的彼得豪斯学院（1284年）到最新的学院，每所学院都是相对独立的实体，拥有自己的财产、收入和管理机构。学生和教师同时属于大学和某个学院，这种双重归属创造了丰富的学术和社会生活。

学院负责本科生的招生（大学设定学术标准，学院进行具体选拔）、住宿、餐饮、 pastoral care（牧师式关怀，即对学生福利的全方位关注）以及大部分的小班教学。而大学则负责制定课程内容、组织讲座、进行考试和授予学位，并提供图书馆、实验室等中央设施。

这种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模式，既保证了学术标准的统一性，又允许各学院保持特色和自主性。学生既能受益于大规模研究型大学的丰富资源，又能在学院中获得个性化的关注和支持，这种平衡是剑桥教育成功的关键。

十二、 图书馆、博物馆与出版社：知识的保存与传播体系

剑桥大学拥有无与伦比的知识基础设施，包括图书馆系统、博物馆和出版社，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生态系统。

剑桥大学图书馆作为法定送存图书馆，有权获得在英国出版的每一本书，其馆藏超过1500万册，包括从中世纪手稿到最新数字资源的各种形式。2016年，图书馆庆祝了建馆600周年，其丰富藏品支持了无数开创性研究。

大学的八座文理博物馆各具特色：菲茨威廉博物馆收藏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艺术品和文物；塞奇威克地球科学博物馆展示了地球科学的历史；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了全球各地的考古和民族志材料；动物学博物馆、古典考古博物馆、惠普科学史博物馆、斯科特极地研究所博物馆和惠普尔科学史博物馆也都拥有世界级的重要收藏。

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3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出版社之一。它不仅是《圣经》和《公祷书》的授权出版商，也出版了无数学术著作、教科书和期刊，将剑桥的学术成果传播到全球。

这些机构共同确保了知识的保存、研究和传播，使剑桥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守护者。

十三、 社会影响与全球责任

剑桥大学的影响远超出其校园边界。通过“硅沼”（Silicon Fen）——剑桥周边的科技产业集群，大学对地区和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自1960年代以来，以剑桥为中心的科技园区吸引了数千家高科技公司，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欧洲最成功的科技集群之一。

大学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效益：从剑桥科学家发现的DNA结构催生了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到剑桥研究人员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突破，大学的知识创新不断推动社会进步。

剑桥也通过其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发展项目和公共参与活动履行其社会责任。大学援助委员会的传统延续至今，通过各种项目支持全球教育和发展。2025年新成立的贝内特公共政策学院，更表明了剑桥致力于将严谨学术应用于解决全球公共政策挑战的决心。

从1209年牛津学者的避难所，到21世纪的全球学术领袖，剑桥大学用八个多世纪的历程证明了知识机构在人类文明中的持久价值。通过不断适应变化的同时坚守核心学术价值，剑桥创造了独特的学院制教育模式，培育了无与伦比的学术成就，贡献了改变世界的思想与发现。

发布于：湖南省